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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勇良:浙江共同富裕的地理空間因素分析

      2021年08月23日 12:37:19 來源: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

        專家名片: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之江區域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信息化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

        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以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問題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向困難群眾傾斜。在平衡發展上,浙江有基礎和優勢。浙江的發展具有空間均質化特點,各地的投資建設環境,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距均相對較小。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強調,要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強化行業發展的協調性,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加快補齊平衡發展的短板,是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浙江發展的地理空間特點

        浙江的地理空間可以區分為生態空間與宜居空間兩大類型,其中的宜居空間在高密度人口下、較小半徑內有較多勞動供給和較多商品需求,創業起步相對較易;浙江幾乎任一宜居空間都有相對較好的投資辦廠條件,形成空間均質化效應;浙江人口就地城鎮化,城鎮高密度分布,形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強正相關。

        浙江特定的地理空間催生了浙江特有的區域發展現象。如改革開放初期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其實這恰好反映了浙江空間的均質化,以及當時短缺經濟背景下的一種階段性的分布式創業發展。長期而言,分布式的草根創業正是浙江活力的重要表現。 “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走了一鎮又一鎮,鎮鎮像鄉村”。這正是一種農村向鎮再向城轉變的過渡形態,演繹了村鎮隨時代進步而展開的典型的漸變曲線。

        改革開放前后,浙江最早出現的一批本地化的小化肥、小水泥、小磚瓦、小機械、小食品、小紡織、小服裝等,創業初期即站穩腳跟。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高度密集的人口和機構,提供了一個最起碼、足以保底的供需規模,確保了企業初創期的經營業績。

        有人會說,這是計劃經濟的商品短缺因素所致,生產什么都賣得出去,但短缺經濟是當時全國范圍的普遍特性,為什么只有浙江才有如此高的成功率?也有人會說,這是貧窮所致,“窮則思變”。但是貧窮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改革開放初期浙江鄉鎮企業最發達的寧波紹興一帶并非浙江最窮地區。至于說浙江地處沿海,毗鄰上海,這正是地理空間促進浙江發展的一個因素,浙江企業能得到上海港和寧波港“雙子星座”物流體系的高效支撐,浙江至今仍能得到上?!把獫庥谒钡募叟c輻射。

        本文主要是想強調,高密度人口分布對于浙江各地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當然這尚需其他因素配合。高密度人口地區的創業門檻,天然地大大低于低密度人口地區。愛因斯坦的質能轉換公式E=mc2,或許也能拿來分析地理空間對于浙江發展的加速效應。這里的E為區域發展活力,m為區域人口密度,c為大于1的區域活力系數,由各地依不同情況而定。這一公式表明,在一定的范圍內,區域活力增強是區域人口密度上升的平方倍。

        空間均質化效應同時也帶來“產業同構”“同質化競爭”等現象。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自然結果,不見得是多大問題。不同質雖也能競爭,但那是另一類型的競爭。市場競爭,一個基本場景就是不同市場主體的同類商品在遵循共同技術標準下的充分競爭。浙江的市場競爭之所以尤其激烈,其實是因為浙江創業的人太多、市場太大,而大家的知識水平和資本積累又差不多處于較低的同一起跑線。

        二、充分發揮浙江發展的地理空間優勢

        浙江何處不規模。亞當·斯密從分工入手展開研究,指出了分工的重要意義。然而分工需要規模,亞當·斯密由此指出,“有些業務,哪怕是最普通的業務,也只能在大都市經營”。浙江宜居空間每平方公里3000多的高密度人口,破解了亞當·斯密所說的規模經濟的地理空間局限。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經營業務本地化情況下,工廠辦于何處已非問題,這又奠定了浙江出口迅猛增長的大規模生產的世界工廠基礎。

        浙江何處不發展。在浙江的高密度空間下,邊遠區域也有較強競爭力,這可進一步從區域差距縮小來反證這一狀況。1990年,浙江農村人均收入最高5縣市是最低收入5縣市的3.6倍,2000年為2.8倍,2020年縮小至2.0倍。而2020年的全國38個GDP千億元縣市,農村人均收入最高5縣市是最低5縣市的2.2倍。浙江區域發展差距大大低于全國平均的狀況,正是“浙江何處不發展”的典型反映。如10多年前,浙江最偏僻的慶元至麗水,形成了一個專供歐洲維修市場的汽摩配產業帶。這一產業帶2021年有進一步發展,慶元建成了智慧汽車產業園。

        浙江何處不高效。浙江各地大體都能高效率地利用社會資源,這是均質化的又一個表現。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2018年,浙江常住人口就業率67.1%,居福建、北京之后的全國第3位,比全國平均的39.0%高28.1個百分點。在這種對于社會資源利用的普遍高效率下,使得“浙江省在探索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關于這一點,還能進一步從浙江11市經濟發展速度的趨同中得到佐證。1978至2000年,浙江11市GDP增長最快市與最低市的差距是6.0個百分點,2000至2020年縮小到2.4個百分點。浙江發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領跑冠軍”,是各地差距不大的高效率促進了“領跑冠軍”更換,從而不斷“熨平”區域差距。

        浙江何處不都市。浙江城鎮化是氣勢恢弘的交響曲,原本的11個地級市加快擴張,一大批縣城變身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一大批鎮村躋身城市。尤其是浙江建設用地效率居全國前列。湖州市吳興區的織里鎮就是一個發展的典型。20多年前,織里鎮區僅1.2平方公里,1萬來人,當時剛剛修好了鎮中心與干線公路之間的瀝青馬路。如今,織里鎮區的衛星圖面積已約22平方公里,人口20多萬。浙江得益于高密度均質化空間,現代化的城市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像霧像雨又像風”,高度滲透于全省的角角落落,可以稱為全域都市化。浙江的鄉村地區,雖無城市之形卻有城市之魂,具有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現代化大氛圍。

        浙江何處不共富。學生成績分布大致近似于正態分布,成績好的與差的都不多,大部分比較均衡。創業成就分布則完全不同,創業成就特別突出的不多,處于中游的也不太多,然后在中游以下拖著一條長長的幾乎無限伸展的尾巴,可稱為冪律分布。這是因為人們進入社會以后,由于太多的擾動因素,形成了高度隨機的個人發展差距。當前推動共同富裕,既要縮小差距,也要正視差距,關鍵是做大蛋糕,在激勵高收入人群的同時,促進低收入人群也能具有相應的收入水平,且能較快增加收入。對于這一著力于做大基數的共富策略,能從浙江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上證實其成效。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07年最高的2.489降至1.964,系天津、黑龍江之后的全國第3位。但天津與黑龍江均有非正常因素,浙江或可說是全國城鄉收入倍差最小省份。

        城鎮化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徑。東陽花園村是“就地工業化”走向“就地城鎮化”的典型,這是浙江特定地理空間格局的普遍現象?;▓@村前身是1980年不到500人和1平方公里的小村莊,現已是6萬多人口、12平方公里的浙江首個“村域小城市”培育試點。令專家們贊嘆不已的是,小小花園村具有千姿百態產業,并非他們鐘愛的“一村一業”。2020年,花園村1.5萬名原村民的人均收入,按村里說法是14.2萬元。這當然是“平均”數,但花園村多數家庭的人均收入并不低是基本事實。村里形成了三大項社會保險機制,老年人的養老金每年遞增100元/月。村里還給村民發卡,每月免費領取米油肉雞蛋等實物。在浙江,類似于花園村這樣的共富村,還有不少。這些村就是縮小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的典型,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一個方向。

      責任編輯:鄒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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